第五章：“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与国家“经济增长之谜”丨书籍连载

2026-11-10 · 仁信优配

第五章 “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与国家“经济增长之谜” 第一节 人类前三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综述 自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兴起后，很多国家陷入了“资本收益率崩溃式萧条”。如果没有“资本收益率崩溃式萧条”，人类经济应该如何增长呢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最梦寐以求的就是“经济增长”，然而并不是每个国家的经济都可以获得增长，经济增长是有规律的。“二战”以后众多经济学

第五章 “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与国家“经济增长之谜”

第一节 人类前三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综述

自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兴起后，很多国家陷入了“资本收益率崩溃式萧条”。如果没有“资本收益率崩溃式萧条”，人类经济应该如何增长呢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最梦寐以求的就是“经济增长”，然而并不是每个国家的经济都可以获得增长，经济增长是有规律的。“二战”以后众多经济学家都投入到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之中，但是“增长的谜底”并没有完全解开，笔者提出”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就是要揭示经济增长之谜。

人类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并不是从“二战”之后才开始的，早期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李斯特等都提出过自己的经济增长思想，“二战”之后，进入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大爆炸”时期，众多的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储蓄与投资推动经济增长

“二战”之后最先主导宏观经济学的是凯恩斯学派，因此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也是基于凯恩斯主义的。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但投资主要靠什么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给出了答案，认为“储蓄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者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哈罗德教授，此人同时也是凯恩斯传记的作者。哈罗德提出的第一代经济增长模型，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哈罗德- 多玛模型，因为美国经济学家多玛在他的论文中也提出了类似模型。多玛也是美国凯恩斯学派的成员。

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将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归结为“储蓄”，这就引出了其他问题：储蓄是不是越多越好储蓄率到底多少最为合适关于这些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费尔普斯给出了答案。他认为资本积累存在一个最优水平，也就是资本积累的黄金律水平，如果一个社会储蓄率过高的话， 便会导致“经济动态失效”现象，降低人们的长期福祉。他通过模型计算出了决定经济增长的黄金储蓄率水平，费尔普斯也因此获得了2006 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自此，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告一段落。

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

其实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现实并不完全相符，只可以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发达国家的增长并不靠储蓄和投资，而是靠“技术进步”。因此将“技术进步”引入经济增长理论就显得非常必要，这就是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索洛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计算方法，他将由技术进步引发的经济增长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全”的意思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分别归因于有形生产要素的增长的那部分，因而全要素生产率用来衡量除去所有有形生产要素以外的纯技术进步的生产率的增长。索洛本人也因此获得了1987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源于“知识的边际递增效应”和“干中学”

当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确定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重要性因素后，一个新的疑问就随之而来：“技术进步”从何而来这一疑问也造就了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解决的就是经济体系内部是如何产生技术进步的问题。

最早解决这一问题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阿罗，他提出了“干中学”模型。

阿罗认为，人们是通过在实践中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也就是说，技术是人才在“干中学”中获得的。阿罗在1972 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他也是当时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时才51 岁。

阿罗之后经济学家罗默也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的思想，认为“知识的边际递增效应”是技术进步的根源，后来卢卡斯也建立了人力资本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人力资本”的提升。2018 年，罗默因为内生增长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也是199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延续：“命题性知识”才是“有用的知识”， “技术进步”是“创造性破坏”

2025 年诺奖委员会又将诺奖颁发给了研究增长的学者，他们分别是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霍伊特，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然而这届诺奖得主研究的仍然是“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他们对“知识创造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追问。

乔尔·莫基尔研究的是“什么样的知识才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他认为只有“有用的知识”才对增长有根本性作用，乔尔·莫基尔将知识分为“命题性知识”和“操作性知识”，其中只有“命题性知识”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识”。而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霍伊特研究的是内生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现象。他们的研究并没有超出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范畴，因此笔者认为他们的研究是“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延续”，而非创造了“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如此重要，以至于那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投身其中，甚至卢卡斯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旦你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就很难再去想别的了。”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人类目前所探索出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经真正解决经济增长问题了吗技术、知识和人才就是人类经济增长的终极秘密吗

看看现实，如果说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那么日本是一个技术大国，技术专利数量居世界前列，但日本为何陷入长达二三十年经济停滞如果说知识与人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那么为何美国拥有世界上众多的顶尖大学，拥有先进的知识与优秀人才，近年的发展却并不亮眼 人类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其说是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本质，不如说是用极其复杂的模型解释了一些最显而易见的常识而已。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不完善的，决定经济增长的那个“根本性要素”还没有被找到。

第二节 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

——“创新资本”如何推动“技术进步向生产力转化”的经济学

人类前几次经济增长理论的进化都源于不停地“追问”，在笔者看来， 人类对经济增长问题的探索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可以顺着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成果继续“追问”：人才和知识可以产生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就一定可以转化为经济增长吗这里面也欠缺一个最重要的要素—— 资本。

如果没有资本去支持“技术进步转化为生产力”，经济就不会增长。技术进步向现实经济增长转化是需要资本投入的，因此笔者提出了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是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创新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此笔者也将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称为“创新资本经济学”。

在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能不能快速转化为“生产力”，取决于这个国家在创新领域聚集的“创新资本规模”。它与传统企业所依赖的“债权资本”是完全不同的。传统意义上的“债权资本”主要由银行提供，收益是固定的利息，而“创新资本”更多是以股权资本的形式出现，赚取的不是利息，而是股权增值收益。一个国家的股权投资行业聚集的“创新资本规模”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比人才和知识更重要。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创新资本总量的函数，即：

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第二代、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本质冲突， 而且一脉相承。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是知识和人力资本如何转化为技术进步，解决的是“从0 到1”的问题，而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是技术进步如何转化为生产力，解决的则是“从1 到N”的问题。

第三节 新型“国家竞争力”理论

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尽快地让“技术进步”转化为“生产力”，就必须用最短的时间募集到更多的“创新资本”去支持技术转化，哪个国家可以更快地募集到更多的创新资本，哪个国家就可以更快地将技术进步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因此，在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看来， 国家竞争比拼的是“创新资本的募集能力”，最直观的指标是国家的“创新资本总量”，当一个国家的“创新资本募集能力”开始被另一个国家超越时，这个国家的“创新资本总量”也就开始被另一个国家超越，那么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也会很快被另一个国家超越，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将很快被另一个国家超越。

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创新资本募集能力”和“创新资本总量” 是国家间经济竞争的核心。各国在基础科学领域都是相通的，基础知识是可以跨国流动的，科研论文是全世界都可以查看的，真正拉开经济发展差距的是对技术的应用，比如苹果、华为、高通、英特尔、台积电这些世界知名企业，他们并没有做出多少震惊世界的伟大科学发现，他们的科研人员也普遍不具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能力，他们只是在应用领域进行了更多的创新积累而已，而正是这些应用方面的差距才可以真正拉开不同国家的经济差距。而技术应用创新则需要“创新资本”的支持才可以完成。

中国在不少创新领域都超越了美国，也不是因为中国在基础科研领域超越了美国，而是中国在科研转化方面超越了美国，因此一个国家基础科研暂时落后并不可怕，科研转化能力强也是极大的优势。

第四节 “创新资本募集能力”背后的货币政策因素

当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将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聚焦到“创新资本募集能力”和“创新资本总量”之后，我们还应该继续追问：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具备很强的“创新资本募集能力”以及如何创造出全球最高的“创新资本总量”呢这才是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要解决的“最核心”问题。

从微观上看，资本可能源于“积累”，但从宏观上看资本却是可以“无中生有”的。根据笔者研究，一个国家创新资本的聚集速度是与货币利率因素密切相关的，确切地说，一个国家的“创新资本募集能力”与“货币利率”成正比。一个国家实行较高的货币利率才是导致一个国家有更多资本被创造出来，并且向创新领域聚集的核心因素。这也是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社会资金是在“货币利率指挥棒”的指挥之下流动的，高利率可以让社会资金涌向股权投资，低利率则有利于社会资金涌向消费信贷和证券投资。只有在比较高的货币利率情况下，民众才愿意将资金用于投资理财， 因为只有高利率环境才可以为投资资金提供高额回报。有了高额回报，金融机构才能比较容易募集到资金。而在低利率下，人们宁可将钱花掉，也不会进行投资理财。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支持创新的主要是股权投资机构，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风险投资，他们的资金中的大部分也来自其他金融机构，特别是债权类金融机构。股权资本其实是债务资本的外溢，债权资本非常容易受到金融利率的影响，债权资本遵循收益原则，社会整体利率越高，债权资本越活跃。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出现了创业与投资热潮，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货币利率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当时中国提高利率是为了应对美国“量化宽松”的热钱溢出导致的通胀。高利率环境下，债权资本异常繁荣，中国的股权投资机构募集的资金总额也是全球最高的，再加上高达万亿级的政府产业基金支持，中国出现全球最火热的创新就不足为奇了。比如根据2019 年4 月的数据，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创业投资基金达6975 只，管理资产规模为9970 亿元。根据当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简称SEC）最新发布的2018 年第二季度数据，在SEC 备案的创业投资基金为846 只，管理规模

为800 多亿美元。此时，中国创投基金规模已超过美国，甚至接近美国的两倍。而根据2019 年发布的《2019 胡润全球独角兽榜》，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超过美国，以206 家比203 家领先。2020 年全球独角兽企业500 强中，中国企业数量和估值居世界第一，分别为217 家和9376.9 亿美元，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独角兽企业500 强榜首。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中国和美国创投行业的崛起都是在高利率的环境下实现的。在美国，创投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行业。美国创投行业的崛起，源于里根时代的高利率，但这不是有意为之的，也是防通胀的结果， 美国当时“加息”的经济背景是“滞涨”。相反，美国和日本创新衰落的经济政策背景也惊人地相似，都是受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之一。日本从互联网时代就开始发展滞后，尽管日本拥有的专利居于世界前列，但这些专利没有创投资金的支持，无法实现产业化，同样一个专利在中国的售价远远高于日本。美国是从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始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始全面落后于中国，这不是因为美国的人才不再具有创新精神，而是因为美国不再有那么多的创投资金去支持他们的创新。相反，中国的头部创投机构很多用的是欧美的资金。

本书中的“创新资本”主要就是指“应用创新”领域的资本投入，不包括国家在基础科研领域的投入。国家竞争的核心是来自民间的“应用创新”资本总量的竞争，政府成立的产业基金如果主要用于产业孵化，而不是基础科研，主要是通过民间股权机构投资到具体的项目上，也是创新资本的一部分，这部分资金也是导致中国资本总量和独角兽企业数量在2019 年前后超过美国的重要原因。后来随着美国利率上行，我们的创新资本总量被美国反超，美国又培育出了比我们更多的独角兽企业。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正确性。

第五节 货币利率背后的影响因素

我们在前文中提到，影响“创新资本”募集的是一个国家的“利率政策”，那么一个国家的“利率政策”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笔者认为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

第一，从根本上看，一个国家的“利率水平”是由“政府债务”的高低决定的。一个国家能够实行多高的利率，主要取决于政府拥有多少债务。政府的债务越高，就越会被动地实行低利率；政府债务越低，才可以实行高利率。笔者将之称为“政府债务是金融利率的天花板”。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债务大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对中央银行利率形成“债务锁定”。当然， 这种锁定是一种“低利率锁定”。在这种状况下，中央银行一旦加息，政府债务就会有崩盘的风险。

第二，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偏好”也是决定利率水平的重要因素。中国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政府经济政策偏好，经济危机来临时，西方国家一般会首选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利率的方法治理经济危机，而中国一般首选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财政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从而走出危机。如果西方选择货币政策，那么货币利率必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低位。

——创新资本经济学与熊彼特、鲍莫尔经济创新思想的比较

“创新资本经济学”与熊彼特“创新”思想的差异

在历史上，经济学家熊彼特以研究创新闻名，但是他研究的主要是创新的形式。熊彼特明确指出“创新”的五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

（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掠取或控制原

熊彼特更加强调创新中“企业家”的作用，而笔者更加强调“股权投资家”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作用。笔者的研究比熊彼特更符合这个时代的现实。如今已经不是企业家靠银行贷款创新的时代了，更多的是靠“创新资本”的支持。

“创新资本经济学”与鲍莫尔创新思想的关系

熊彼特强调“企业家精神”，把“企业家精神”总结为四个方面，分别是：（1）建立私人王国；（2）对胜利的热情；（3）创造的喜悦；（4）坚强的意志。熊彼特认为这种精神是成就优秀企业家的 动力源 泉，但这些论述遭到了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的否定。2002 年，鲍莫尔出版《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自由市场创新机器》一书，指出市场的活力源泉并不只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不可能突然在某一时刻大量涌现，也不可能突然消失， 更合理的是，企业家精神并非稀缺资源，创新创业活动的增长和减少的原因在于纯粹的经济因素——整个“经济体系报酬支付结构”的变化。鲍莫尔在1990 年提出了“企业精神配置”的概念，他认为人群中从来不缺少企业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停滞并不是由于企业家才能的缺乏， 而是由于其拥有的企业家才能没有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中。他将企业家精神分为两类，一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另一类是利用各种机会去谋取私利、不推动甚至破坏经济增长的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前者寻求在法律允许和不损害社会利益的范围内打破旧均衡、创造新价值，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后者以寻租、垄断、规避监管和犯罪等行为， 将机遇用于为自身谋求超额利润，于经济和社会无益，甚至可能损害社会福利。如果制度安排不好，企业家精神就会用于大胆地寻租活动或破坏性活动，而将较少地用于“生产性”的创新活动。企业家并不天然具有创新职能，而是市场竞争迫使其创新。在垄断或鼓励寻租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家的创新很可能是“非生产性”的。

鲍莫尔虽然批判了熊彼特对“企业家精神”的盲目吹捧，指出了激发企业家精神的“政策环境”与“报酬支付结构”才更重要，但没有指出“什么样的政策环境才是最好的”，也没有指出“整个经济体系报酬支付结构”如何设定，而笔者提出的“高利率货币政策”就是一种有利于创新的“报酬支付结构”，可以为企业家创新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因此，笔者的研究与鲍莫尔是一脉相承的，也找到了鲍莫尔苦苦追寻的答案，成功解决了鲍莫尔的“报酬支付结构”问题。

从熊彼特到鲍莫尔，我们看到了经济学家对“创新”问题的研究先后经历了从“盲目赞颂”到“科学探讨”的阶段。熊彼特是典型的“感性派”， 而鲍莫尔是典型的“理性派”。

从熊彼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典型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桑巴特和马克斯·韦伯的“遗风”。面对资本主义的突然崛起，他们总试图用一个单一因素给出解释。一旦认定这个因素后，他们就不惜浓烈的笔墨进行过度渲染。

经济增长的“内驱力”与“创新动力学原理”

根据笔者提出的“创新动力学原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根本“内驱力”是利率，利率越高，经济增长的内驱力越强；利率越低，经济增长的内驱力越弱。经济增长理论本质上也是研究经济增长的内驱力问题。利率关系到资本的利润，资本有了利润才可以去推动企业投资，供给是利润的函数，而非价格的函数，金融供给同样如此。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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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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